在争议的真实，和科学的虚幻中，只能选择前者。
腐败无处不在，今年夏天因管理不力造成影响6亿用户的大规模停电。一年前，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还是世界经济的宠儿。
一些国家为达到加入欧元区的标准而勒紧腰带，一旦加入后却放松下来。与其他国家一样，腐败和价格扭曲是中国的关键挑战。既然廉价的外国资本提高了生活水准，这些国家自然也就失去了解决劳动力市场僵化等微观经济问题的意愿。供应面的僵化严重妨碍了印度经济发展，使得刺激政策很快演化为接近10%的通胀率。金砖国家正照着类似的剧本行事。
但在过去两年，这一中值已降至40%以下。巴西通胀率较低，公共财政稳健，汇率有一定的灵活性。城市化与工业化：城市规划中重要的要素是人和产业。
传统城市的功能基本是工业化的代名词。经济的发展速度需要平稳地回归而不是急速下滑，这是大道理，同时也是国民经济运行的自身规律要求的。根本诱因是城镇化问题很复杂、很难简单化地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大有成效。长期以来以加工出口为主的出口贸易和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的低附加值初级产品不应该在城镇化建设中被装进去。
据有关官方统计部门结论是包括农民工进城打工，流动人口等等都统计在内的城市化率，这其中大部分人在城市中既没有固定住房，又不能享受城市人的社会福利，孩子的教育没有纳入社会义务教育体系，医疗几乎靠自己。城市的基本特点契合了工业化的需求，所以城市的工业化就顺其自然成为一种惯例。
一是国民经济目前的处境比较尴尬，三驾马车中的出口和投资都处在低水平状态，只有内需一架马车的潜力和速度支撑着不能降下来的ＧＤＰ。其次从制度层面上需鼓励多劳多得而培养社会上积极的劳动心态。农村的集体土地本来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期的产物，是人民公社政治条件下的土地权属，改革开放３０多年了，人民公社已过眼云烟，继续执行着当时的集体土地政策是目前制约三农问题的制度性障碍，不可能释放农民利用土地、经营土地的热情和欲望。不要把结构和功能优化丢弃而开展轰轰烈烈的建城运动。
这就是任何问题、任何政策都有其负面和衍生品，不承认和不规划预案提前考虑、合理控制就一定会成为政策异化的怪物。快速的城镇化容易导致旧的问题没解决新的问题又叠加。二、城镇化布局必须确立的几条判断城镇化非大城市化。速度快了必然牺牲质量，我们的国家太大、人口太多、素质还不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不能相比，所以城镇化不能被指标化。
故而我们必须清醒地对待这个先后顺序，轻重缓急和城镇化的考核指标体系。而简单的盲目扩展式造城运动已使得我们很多城市、城镇罹患上了大城市病。
中国的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格局需要变化，而城镇化可以改变中国。50%的城市化率其实是个伪概念。
城镇化的概念很快会在中国风生水起。他们是流动人口，年复一年的春运就是很好的例证。当今时代的科技附加值和金融服务业的乘数效应愈来愈引起我们的重视。三、城镇化需理顺的关系土地问题：土地是城镇化建设的载体，是资本追逐的目标。城镇化这个经济象征指标恰好是投资内需的耦合器，是兼顾双方利弊优劣的政治经济的工具和要素。这是在目前中国政治气候下很难回避的选择性难题，这是中国目前政绩考核的拦路虎。
而今天的老城区城镇化改造应该把功夫下在城市功能的调整和优化上，不仅要改善城市服务配套设施，还有解决城市产业结构布局、宜于人类生存、发展和养老,有利于城市生态环境营造和长期保持。这是高度集中的行政方式下的自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它的及时性和强大的推动力的确是一种立竿见影的政策工具，但它的投资效率却低的可怕，危害着国家经济自我运行能力。
导致我国资金密集、技术密集行业的竞争能力没有形成之前，丧失了劳动资源丰富的竞争优势，背上了高成本的负担。基于上述考虑，城镇化的过程不可能太快，必须在培养产业化的过程中逐步完善城镇化，在促进农牧业技术进步的过程中推进农民身份的变革。
何乐而不为呢？当然提高国民消费也不是那么容易，要想促进国民消费必须解决民众的消费欲望和经济环境。这需要政府的智慧和心平气和的心态，去规划和研究，尤其是需要慢下来，把GDP的增长速度降下来进行调整。
城镇化首先要解决他们的生产问题而不是生存问题。城镇化需要大手笔的谋划和操作，从制度设计上克服简单化、庸俗化、政绩化趋势， 从政策环境上改良急功近利和数字游戏的土壤，用实实在在的工作作风应对历史上少有的机会。恐怕这个指标可能更靠谱些。大规模出口拉动经济的代价是让我们浪费了大量的资源，牺牲了我们的环境，以透支着政策和社会成本去维系经济发展规模，要素选择比较中出口最大的好处是给我们带来了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这些外汇的大部分又回到了美国人的手里了。
城镇化分老城区城镇化和新城镇化问题，过去我们一直在做的是老城区改造，体现在城市功能上变化不大，主要是在城市服务配套设施和社区硬件上做文章。城镇化离不开工业化，但必须高度脱离资源消耗、能源支撑的资源消耗性社会。
理性而深刻地改变我们的工作作风，搞好城镇化建设的长期规划，形成顶层设计指导实践过程，之后再进行城镇化操作。合理的城镇布局相互依靠、相互促进，产业互补。
于是乎，50%强的城市化率就形成了概念。产业结构调整：新城镇产业布局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最好机会。
重要的是经济结构更加科学、合理、可持续。减少产品大出大进，减少高耗能项目，在一般城镇产业尽量向农牧业产业化倾斜，向劳动密集型倾斜。目前农民工的劳动成本与社会成本已非常不协调了，导致所有行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成本大大增加，竞争力过早丧失，农民工的劳动心态严重扭曲。我们已错过了最佳的产业调整机会了，在前十年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的过程中缺乏先见之明进行引导，错过了调整机遇。
城市规模的统筹规划必须前置，实施过程必须科学理性。劳动力转移受制于劳动力资源的约束，目前劳动力出现政策性短缺（注：农民工在政策影响下规模化地快速进入劳动懈怠期）现象正在加剧，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快慢和得失需要系统考量，劳动力资源成本控制和改善劳动者劳力收入之间的关系的平衡需和社会经济水平相适应。
4万亿投下去了，形成了七段八隔间的高速火车轨道不能相连，需要继续投入才能让高速火车连续跑上二个小时。这不是游戏，城镇化问题大到了极致，它是一个睡狮切不可轻易触碰。
不解决农村集体土地的改革和制度设计是不可能真正意义上启动城镇化建设的。现在须注重建设的城镇必须宜居，强调生态城市，关注养老社区的建设和适合于老龄社会。